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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成本流（Economic Cost Stream）

 

经济成本流是指公司将整个业务流程的成本加以一体化，并象管理单一成本的流动那样管理整个业务流程所发生的费用支出的一种方法。该方法实质上是基于活动的成本核算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管理大师彼得·F·德鲁克的观点，管理经济成本流是美国人的发明。该方法是通用汽车公司的缔造者威廉·杜兰特创造的。在1908年，杜兰特就开始购买小的、但经营非常成功的汽车制造公司，如别克（Buick）、卡迪拉克（Cadillac）、雪夫莱（Chevrolet），将它们并入通用公司。1916年，杜兰特建立了联合汽车公司的子公司，专门收购经营成功的、小规模的汽车零配件制造公司，如德尔科（Delco），以后他又收购了20多家零配件供应公司。从一开始他就将零配件制造商、组装商组合进一个新的汽车制造业模式中，从而象管理单一成本流那样管理整个公司的业务流程。这一种方法被称为杜兰特模式。以后该方法不断为其他公司所采用，并加以改造和创新。西尔斯-罗巴克（Sears，Roebuck and Company）是最早模仿杜兰特模式的公司。20世纪20年代，该公司与他的供货商签定了长期合同，这使得西尔斯可以像设计自己的产品一样与供应商协调，并且掌握和管理着整个成本流。西尔斯因此获得了几十年的竞争优势。后来马克斯-司潘斯尔（Marks & Spencer）、丰田等公司也纷纷效仿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80年代以来沃尔玛公司（Wal-Mart Stores）也成功地应用了该方法。它们允许供货商将存货置于连锁店的货架上，以降低供货商的仓储成本，从而使该店的实际成本仅相当于传统零售业的1/3。

 

经济价值增值分析（Economic Value-added Analysis）

　　英国的阿尔佛来德·马歇尔和奥地利的尤金·伯姆-巴沃克在19世纪90年代，就曾经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彼得·F·德鲁克（Peter·F·Drucker）在 1964年出版的《对绩效进行管理》一书对也曾经对经济价值增值分析做以研究，最近他又在“企业亟需信息管理”（见《哈佛商业评论》1995年1/2月号）一文中对经济价值增值分析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经济价值增值分析是通过衡量价值对所有成本（包括资本成本）的增值程度，来有效度量全要素生产率的一种方法。虽然该方法不能直接说明为什么有些生产或服务能或不能实现价值增值，但可以帮助人们发现想知道的问题，以便确定是否需要才却治疗措施。而且该方法能够进一步告知人们，哪种产品、劳务以及哪个经营环节或经营活动能够产生非常高的价值。经济价值增值分析方法的产生，是企业在对创造财富的信息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产生的。企业需要能使经理人员制定正确决策的信息，其中关键资源的生产效率是许多企业关注的重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一直使用的最古老的办法，是衡量人力资本的生产率。这种方法的缺点是不能有效地衡量知识型和服务型工作的生产率，而且对白领和蓝领不加区分，就不利于提供正确的生产率信息。这导致经济价值增值分析的方法十分盛行。经济价值增值的概念的基础是利润。企业在收益高于其成本之前，将会亏损。在经营亏损的情况下，企业贡献给社会的财富小于社会给予企业的资源。只有企业的报告利润高于其资本成本时，它才可以补偿其成本。否则，企业并不会创造财富，而是破坏财富。彼得·F·德鲁克认为，如果采用这个标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盈利的企业是较少的。经济价值增值分析方法是衡量和管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较好办法。

 

经济运作模式（Operation Model of Economy）

经济模式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各层次的规定按一定联结方式和构造格律的有机结合而形成的图式。概括地说，它是由这样两个方面内容的有机结合：一是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结构及其所决定的一定的产品分配的形式和结构；另一是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框架下经济运行机制的运作形式，这后者便是经济运作模式。它表现为经济活动的各个主要方面的运作原则，主要是经济活动的决策、信息、传递、协调、动力等方面的原则。各个国家所实行的经济体制不同，由此所形成的经济运作模式也不同。按经济调节机制划分，通常分为计划模式和市场模式；按管理特点划分，通常分为集权管理模式和分权管理模式。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种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纷纷提了出来。概括地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的模式有：（1）军事共产主义供给模式，它在前苏联1918——1920年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表现最为突出；（2）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也称斯大林模式，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采用了这种经济模式；（3）改良的集中计划模式，这种模式在各社会主义国家某些时期、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过；（4）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计划经济模式，也称匈牙利模式；（5）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即南斯拉夫模式。此外，还有许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模式，如兰格模式、布鲁斯模式、锡克模式、科尔内模式、孙冶方模式等。

 

经济周期(Economic Circle)

经济周期是指以国民生产总值、货币流通、工资、物价等主要指标衡量的经济活动的总体水平波动。经济周期的总过程分为谷底、复苏、繁荣、衰退4个阶段。经济周期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使经济周期出现了新的变化。首先，现代科技革命使经济出现了持续增长的趋势，经济周期变得模糊化。其主要动因是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使创新周期越来越短，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中的因素。”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到投产所需时间在逐渐缩短，甚至已出现同步化的趋势，这些持续的创新导致了持续增长。其次，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周期的规律日益复杂化。其主要表现为：〔1〕经济发展很难仅用物质产品来计量。传统的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渐缩小，信息产业尤其是以知识、智能基础的服务业大幅度增长，传统产业的衰退与高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周期影响力减弱。（2）生产出现了柔性化的趋势。计算机集成综合自动化系统使物质生产部门的固定资产更新方式和周期发生变化，它在满足市场需求变化时具有及时适应性，可进行小批量、多品种生产制造。（3）经济信息化。由于信息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地位日益重要，信息量的增大，信息传输速度的加快，使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环节、各产业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度缩小，使经济增长的升幅，跌幅差缩小。（4）经济的虚拟化。随着通信传输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商品流通、货币流通以及劳动力的流动方式更加灵活多变，传统的制约生产者、消费者的时空限制也被打破了，经济的虚拟化和泡沫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周期的波动过程出现了十分复杂的变形。（5）经济的知识化。随着知识经济成分的增加，经济周期的特征会有所变化，振荡幅度会降低，增长期会延长，峰谷会趋平缓，但还不可能完全消除。

 

经理角色学派（School of the Role of Manager）

经理角色学派是7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一个管理学派，它以对经理所担任的角色的分析为中心来考察经理的职务和工作，以求提高管理效率。加拿大管理学家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是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于1961年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机械工程学士，1962年获乔治，威廉士大学文学学士，1965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硕士，1968年获得该院斯隆管理学院博士学位。他长期在麦吉尔大学任教，现为该校管理学教授，并担任《战略管理》、《管理研究》、《一般管理、经济和工业民主》、《行政管理》、《企业战略》等杂志的编委，又是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

1973年出版的《经理工作的性质》是明茨伯格的主要代表作，也是经理角色学派最早出版的经典著作。该书是以他1968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工作中的经理——由有结构的观察确定经理的活动、角色和程序》以及其他有关的文献为基础完成的。经理是指正式负责一个机构或其下属单位的人，拥有正式的权力和地位。该书在介绍和评价了当代关于经理职务的八个主要学派——古典学派、伟人学派、企业家学派、决策理论学派、领导者权力学派、领导者行为学派和工作活动学派——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经理角色理论的五个主要组成部分：

一、经理工作的共同特点

1、大量的工作，永不松懈的步调，空闲时间极少；

2、工作活动具有简短性、多样性和琐碎性，肤浅性是经理工作的职业危险；

3、倾向于将工作更活跃的部分——现实的、具体的、明确的、非例行的活动放在优先地位；

4、在口头的（电话、会晤）、书面的（文件）和观察性的（视察）向种联系工具中，爱用口头交谈方式；

5、处于他的组织与外界接触的网络之间，与顾客、供应商、业务伙伴、同级人员以及其他人的外部联系要消耗经理联系时间的1/3至1/2，与下属的联系要占1/3至1/2的时间，而与其上级的联系时间通常只占10%；

6、经理的职务反映了责任与权力的混合。经理对许多工作做出的初步决定负责，它们又规定了他的许多长期义务；但经理可以通过获取信息、行使领导职务等许多方式从他的义务中取得好处。

二、经理的角色

经理一般担任十种角色，这十种角色可分为三类：1、人际关系方面的角色，包括挂名首脑的角色、联络者的角色和领导者的角色；2、信息方面的角色，包括监听者的角色，传播者的角色和发言人的角色；3、决策方面的角色，包括企业家的角色、故障排除者的角色、资源分配者的角色和谈判者的角色。

这十种角色是一个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整体。人际关系方面的角色产生于经理在组织中的正式权威和地位；这又产生出信息方面的三个角色，使他成为某种特别的组织内部信息的重要神经中枢；而获得信息的独特地位又使经理在组织作出重大决策（战略性决策）中处于中心地位，使其得以担任决策方面的四个角色。

这十项角色表明，经理从组织的角度来看是一位全面负责的人，但事实上却要担任一系列的专业化工作，既是通才又是专家。

十项角色还表明经理有六项基本的目标；保证组织有效率地生产出某些产品和服务；设计并维持组织业务的稳定性；使组织以一种可控制的方式适应变动中的环境；保证组织实现控制它的那些人的目的；担任组织和其环境之间的关键的信息环节；使组织的等级制度运转。

三、经理工作的权变理论

经理工作在内容和特点上的差别可以用四个方面的变数来解释。

1、环境方面的变数，包括周围环境、产业部门以及组织的特点；

2、职务方面的变数，包括职条的级别及所负担的职能；

3、个人方面的变数，包括担任该项职务者的个性和风格上的特点；

4、情绪方面的变数，包括许多与时间有关的因素。

经理工作的变化可概括归类为八种基本类型：联系人（强调联络者和挂名首脑的角色）；政治经理（强调发言人和谈判者的角色）；企业家（企业家和谈判者的角色）；内当家（资源分配者角色）；之前时经理（故障排除者角色）；协调经理（领导者角色）；专家经理（监听者和发言人角色）；新经理（联络者和监听者角色）。

四、经理工作的科学程序

虽然到目前为止经理的工作几乎没有一项曾被明确地编出程序，但研究表明，一切经理级的决策行动都可以用高级程序的语言加以描述。经理使用一个具体的程序——排时间的程序来控制他的一切活动。除此之外，他很可能使用特定的程序来达到特定的目的。管理科学要求将管理工作的各个过程加以区别，明确各个过程的内容，再将各个过程结合起来，作出管理工作的模拟管理科学家需要把各个具体过程加以系统分析和改进（重编程序）。目前在这方面的进展有是缓慢的。有少数管理程序（如日程安排）可能经受全部自动化的检验，但其他的许多程序（如那些与实施领导有关的程序）则要求人们作出灵活的反应，因而重编程序是困难的。或许最大一组程序能容许部分地重编程序，以便经理能以“人一机”或“经理——分析者”的体系运用它们。

一个成功的战略制定体系的重编程序将经理的能力（易于获得信息以及对突发事件的灵活反应）和分析者的技能（有时间对战略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结合起来。经理和分析家可以在“寻找问题和机会、对于拟建项目的成本和效益作出估价、建造模型、为可能发生的事件做计划、分析真实时间、监视改进项目以及发展适应性计划”等方面进行合作。

五、提高经理工作效率的要点

1与下属共享信息；2、自觉克服工作中的表面性；3、在共享信息的基础上，由两三个人分担经理的职务；4、尽可能地利用各种职责为组织目标服务；5、摆脱非必要的工作，腾出时间规划未来；6、以适应于当时具体情况的角色为重点；7、既要掌握具体情节，又要有全局观点；8、充分认识自己在组织中的影响。

经理角色理论是在现代企业组织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在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以后经理成为一种职业的产物。该理论不仅对我们理解经理人的角色、工作性质、职能、经理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对如何提高经理工作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精英层优越论(the Superiority Theory of elite)

帕累托“满足欲望能力”概念在社会学中推广的关于个人与社会行动的性质和基础。在《社会学通论》（1916）中，帕累托认为，能力强的人们积极谋求巩固和提高其社会地位，就形成了社会的阶级。阶级地位低的集团中，特权分子为了力求上升到上层社会，不断发挥并时时使用其能力，因而提高了能力；在上层社会中，则存在着相反的趋向。结果，地位低的阶级中最有能力的人进而争夺上层社会人士的地位。这样就形成上层社会精英分子的循环运动。

 

竞争-合作(Competition-Cooperation)

在古典主义的经济学里，竞争被看作是推动经济增长、改善资源配置的最强大的动力。但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竞争是一种你死我活的竞争——竞争是高度对抗性的，是一种零和博弈。现代的竞争范式则发生着较大的变化，合作基础上的竞争和竞争中的合作贯穿于整个企业的竞争战略之中。这种现象在高新技术产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新经济或知识经济中，由于新兴技术及其产业化的高投资、高风险性，仅靠一家企业独立搞创新，很可能因创新能力限制而无法成功。这样，合作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节约成本和创新知识共享，以及共担创新风险。瑞士的一项创新调查将合作的目的分为6类：降低R&D技术风险、降低R&D活动成本、缩短R&D开发周期、开拓新市场、共享辅助知识（bring together of supplementary knowledge）和拓宽企业的知识基础（broadening of the knowledge base of  the firm）。被调查企业认为其进行R&D合作是上述目的企业分别占企业总数的29.9％、41．8％、54．5％、44．4％、70．3％和70．5％。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新建一座具有一定竞争力的芯片工厂，1988年需要投资两亿美元，90年代初上升到3亿美元，1996年已高达10亿美元。一般而言，这种投资能否收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份额，其中，年销售量至少要达10亿片。然而，在半导体产业，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相当快，一种产品可能在能收回投资之前或在达到设计生产能力之前就已经落后了。为保证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就必须进行超前的研究开发活动。但这部分投资数目巨大，可能超过固定资产投资，而且风险更大。为了降低研究开发成本，分散风险，弥补技术、资金、人力等资源不足以及形成产品的技术标准，降低过度竞争等，企业正在积极寻求多方面的合作。当前，在竞争基础上形成的合作的特点是：合作规模扩大，合作方式多样化和合作向上下游延伸。约翰．哈奇道恩在《技术变革与世界经济》一书中指出：1980－1984年间，世界上各类企业达成的战略联盟有1560个，1985－1989年间新增2632个。在80年代末，全球企业间的技术战略联盟为4192个。其中，发达国家之间，尤其是美日欧三者企业间的技术联盟占到90%以上，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以及发展中国家企业以及发展中国家企业间的策略性技术联盟所占比例还不到10%。这体现着技术强势国将保持着某些技术垄断地位，发展中国家和后起工业化国家如何尽快赶超技术强势国，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技术合作方式多种多样，包括专利许可证制度、委托研究、合作开发、人员交流、设备共用、研究开发联合体等。值得注意的是，合作并不排斥竞争，而是合作与竞争并存。这是知识经济条件下一种新的创新竞争方式。

 

竞争力评估(Competitiveness’ Assessment)

竞争力评估是指对企业或公司核心竞争力的评估。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由C·K·普拉哈拉德与盖里·哈墨尔在1990年率先提出的，意指公司能够做别人根本不能做的事，能在逆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能将市场、客户的价值与制造商、供应商融为一体的特殊能力。竞争力评估的关键在于其方法。彼得·F·德鲁克（Peter·F·Drucker）曾经引用了一个例子来介绍竞争力评估的方法。瑞典的一家制药商和美国的一家专用工具商，开发出一种测评、管理核心竞争力的方法。根据他们的方法，首先要仔细记录自己的和竞争对手的绩效，特别要留意在那些本来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中的成功与失败。他们认为成功展示了市场给予的评价和回报，明确了竞争优势；失败则说明，或者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或者企业的竞争力消弱了。不同的组织，起其核心竞争力（创新力）不同，评价的方法也不相同。每个组织都需要某种记录和评价创新绩效的方法。彼得·F·德鲁克认为，除了要记录企业自己的绩效以外，还要记录所在领域中所有企业在特定时期内的创新绩效看一看这些创新中哪些成功了，有多少是属于自己的？自己的创新是否符合企业的客观条件？是否顺应市场的发展方向？是否有助于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是否有足够的实力支付研究经费？成功的创新是否在该领域中最有发展前景？自己失掉了多少真正重要的创新机会？为什么会失掉？是因为没有发现，还是自己搞坏了？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商业产品时自己做得如何，等等。

 

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

指在市场竞争过程中确立的，与竞争对手之间在竞争要素上的优势。竞争优势往往体现在人才、资本、技术、成本、管理、产品、市场等等方面。

市场环境不断变化，创新是创造和保持优势的唯一办法，所以企业竞争优势与创新活动密不可分，创新是谋取竞争优势的最重要的途径。对任何组织而言，提高现有技能及学习新技能的能力是最具防御性的竞争优势。

 

竞争战略研究（the Research of Competitive Stratagem）

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是哈佛大学商学研究院的著名教授，也是当今世界上少数最有影响的管理学家之一。他曾在1983年被任命为美国总统里根的产业竞争委员会主席，开创了企业竞争战略理论并引发了美国乃至世界的竞争力讨论热潮。他还是世界各地很多企业领导和政府官员的顾问。他先后获得过威尔兹经济学奖、亚当·斯密奖、三次获得麦肯锡奖，拥有很多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到现在为止，波特已有十四本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品牌间选择、战略及双边市场力量》（1976）、《竞争战略》（1980）、《竞争优势》（1985）、《国家竞争力》（1990）等。

波特对于竞争战略理论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五种竞争力量”——分析产业环境的结构化方法就是他的杰出思想（参见SWOT分析）；他更具影响的贡献是在《竞争战略》一书中明确地提出了三种通用战略。

波特认为，在与五种竞争力量的抗争中，蕴涵着三类成功型战略思想，这三种思路是：1、总成本领先战略；2、差异化战略；3、专一化战略。波特认为，这些战略类型的目标是使企业的经营产业竞争中高人一筹划；在一些产业中，这意味着企业可取得较高的收益；而在另外一些产业中，一种战略的成功可能只是企业在绝对意义上能获取些微收益的必要条件。有时企业追逐的基本目标可能不止一个，但波特认为这种情况实现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有效地贯彻任何一种战略，通常都需要全力以赴，并且要有一个支持这一战略的组织安排。（波特在这方面的思想与小钱得勒是一致的）。如果企业的基本目标不只一个，则这些方面的资源将被分散。

1、总成本领先战略

成本领先要求坚决地建立起高效规模的生产设施，在经验的基础上全力以赴降低成本，抓紧成本与管理费用的控制，以及最大限度地减小研究开发、服务、推销、广告等方面的成本费用。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就要在管理方面对成本给予高度的重视。尽管质量、服务以及其它方面也不容忽视，但贯穿于整个战略之中的是使成本低于竞争对手。该公司成本较低，意味着当别的公司在竞争过程中已失去利润时，这个公司依然可以获得利润。

赢得总成本最低的有利地位通常要求具备较高的相对市场份额或其它优势，诸如与原材料供应方面的良好联系等，或许也可能要求产品的设计要便于制造生产，易于保持一个较宽的相关产品线以分散固定成本，以及为建立起批量而对所有主要顾客群进行服务。

总成本领先地位非常吸引人。一旦公司赢得了这样的地位，所获得的较高的边际利润又可以重新对新设备、现代设施进行投资以维护成本上的领先地位，而这种再投资往往是保持低成本状态的先决条件。

2、差别化战略

差别化战略是将产品或公司提供的服务差别化，树立起一些全产业范围中具有独特性的东西。实现差别化战略可以有许多方式；设计名牌形象、技术上的独特、性能特点、顾客服务、商业网络及其它方面的独特性。最理想的情况是公司在几个方面都有其差别化特点。  

如果差别化战略成功地实施了，它就成为在一个产业中赢得高水平收益的积极战略，因为它建立起防御阵地对付五种竞争力量，虽然其防御的形成与成本领先有所不同。波特认为，推行差别化战略有时会与争取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的活动相矛盾。推行差别化战略往往要求公司对于这一战略的排它性有思想准备。这一战略与提高市场份额两者不可兼顾。在建立公司的差别化战略的活动中总是伴随着很高的成本代价，有时即便全产业范围的顾客都了解公司的独特优点，也并不是所有顾客都将愿意或有能力支付公司要求的高价格。

3、专一化战略

专一化战略是主攻某个特殊的顾客群、某产品线的一个细分区段或某一地区市场。正如差别化战略一样，专一化战略可以具有许多形式。虽然低成本与差别化战略都是要在全产业范围内实现其目标，专一化战略的整体却是围绕着很好地为某特殊目标服务这一中心建立的，它所开发推行的每一项职能化方针都要考虑这一中心思想。这一战略依靠的前提思想是：公司业务的专一化能够以高的效率、更好的效果为某一狭窄的战略对象服务，从而超过在较广阔范围内竞争的对手们。波特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公司或者通过满足特殊对象的需要而实现了差别化，或者在为这一对象服务时实现了低成本，或者二者兼得。这样的公司可以使其赢利的潜力超过产业的普遍水平。这些优势保护公司抵御各种竞争力量的威胁。

但专一化战略常意味着限制了可以获取的整体市场份额。专一化战略必然地包含着利润率与销售额之间互以对方为代价的关系。

 

波特在《竞争战略》中还对三种通用战略实施的要求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一一列举。

波特认为，这三种战略是每一个公司必须明确的，因为徘徊其间的公司处于极其糟糕的战略地位。这样的公司缺少市场占有率，缺少资本投资，从而削弱了“打低成本牌”的资本。全产业范围的差别化的必要条件是放弃对低成本的努力。而采用专一化战略，在更加有限的范围内建立起差别化或低成本优势，更会有同样的问题。徘徊其间的公司几乎注定是低利润的，所以它必须做出一种根本性战略决策，向三种通用战略靠拢。一旦公司处于徘徊状况，摆脱这种令人不快的状态往往要花费时间并经过一段持续的努力；而相继采用三个战略，波特认为注定会失败，因为它们要求的条件是不一致的。

波特的竞争战略研究开创了企业经营战略的崭新领域，对全球企业发展和管理理论研究的进步，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矩阵管理(Matrixing Management)

一种组织结构的管理模式，由专门从事某项工作的工作小组形式发展而来。矩阵管理结构中的人员分别来自不同的部门，有着不同技能、不同知识和不同背景，大家为了某个特定的任务（项目）而共同工作。

矩阵管理的优点是，它按照项目进行组织，加强了不同部门之间的配合信息交流，克服了直线职能结构中各部门相互脱节的现象。它同时机动灵活，可随项目的开始与结束进行组织或给予解散。一个人还可以同时参加几个项目小组，这样大大提高了人员的利用率。此外，由于职能人员直接参与项目，而且在重要决策问题上有发言权，增加了参与者的责任感和积极性。

矩阵式管理的缺点是项目负责人的责任往往大于权力，因为参加项目的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部门，工作带有临时性，项目负责人对于项目成员的工作好坏没有足够的激励和惩罚手段，项目成员可能受到双重指挥，影响组织效率和稳定性。矩阵式管理可以通过优化人员绩效评估方式等来克服部分缺点。

矩阵结构适用于产品种类多且变化大的组织，特别适用于以开发与实验项目为主的单位，如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开发、工程施工企业施工承包等等。

 

决策机制(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企业经营运行机制中，决策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在机能。它客观地反映着决策机体的运动变化规律，并决定着企业决策行为的有效性程度。企业决策机制在经营机制中处于主要地位，它不仅是设计其他机制的基础，而且又贯穿于其他各机制运行的始终。健全的决策机制是有效决策的必要条件，其衡量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与决策的运行规律相符。具体地说，健全的决策机制包含如下三个方面：(1)权力结构。即明确企业内部的权力关系。它的内容有两个方面：a.明确决策主体。企业决策分布于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连续频谱，所涉及的领域也极其广泛，为增加决策的有效性，必须明确规定各种决策由谁为主体。b.权力均衡或称权力分散化，以保证决策的民主性。权力过份集中既违背管理幅度原则，又不有利于广大职工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2)责权利关系。决策者的行为由利益推动，由责任约束，由权力保证。为了保证决策行为合理化，要建立起与权力结构相适应的利益结构，正确处理责权利关系。(3)组织保证体系。决策主体要行使其职能，除了要有权力保证以外，还要依托组织保证，如智囊团、决策中心、信息系统等保证，为决策者出谋划策，作好方案评估、方案论证和决策宣传，提供及时、准确、适用的信息支援等等。

 

决策-阶段模型(Decision-Stage Model)

    决策—阶段模型  这种企业技术创新模型是由库珀（R·Cooper）和摩尔（R·A·Moore）在1979年率先提出来的。这一种模型抓住了创新管理中的关键的实际问题：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及存在信息不完全。他们把创新过程看作是一个决策单元的演化系列。其中每个单元都包括4种活动：（1）收集信息，减少不确定性；（2）信息的评估；（3）决策；（4）确定依然存在的不确定性。在每一个单元中，有两类决策：一类是停止还是继续下去;一类是下一单元的内容是什么。比利时的两位学者勒梅特（Lemaitre）和斯托尼(Stenier)，在1988年提出了一个相当系统的活动阶段和决策阶段相结合的综合模型。该综合模型由4个阶段构成。第一个阶段是感性阶段，创新在此阶段构成。第一个阶段是感性阶段，创新在此阶段仅是一个思想；第二个阶段是概念化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创新思想的可行性按照技术、商业和组织领域方面的条件加以论证，同时，创新的技术、商业和组织方面都已经确定，一个正式的建议报告已拟好，该报告将陈述新思想的可行性依据、实现方法等，并将这一报告提交给经理。第三个阶段是开发阶段。在这一个阶段上，纸上的原型成为设计的原型。最后，企业将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进行投资，以便大规模地生产新产品。第四个阶段是作业阶段。前三个阶段都是在不打断企业原有的生产程序下进行的。而在此阶段企业则要进行组织创新，使创新与企业日常活动相互联接起来。决策阶段模型的特点是，它富有灵活性，可使我们利用决策理论、计算机模拟等方法，更好地检验创新过程的可行性。

 

均衡（Equilibrium）

均衡是指经济体系中变动着的各种力量处于均衡因而变动的最后倾向等于零的那种状态。当经济中各种重要的变量在一段时间里未出现变动时，这个经济体系即可视为处于平衡状态。经济学术语定义的均衡是，均衡是一组被选择的相互关联的变量在它们所构成的模型中相互间调整到不存在内在变动趋势的状态。对这个定义可作进一步解释：1。“被选择”一词强调这样一种事实，即由于分析者的选择，确实还存在一些变量没有被包括在模型之中。因此，局限在特定的一组被选择的变量范围内才有均衡可言。2。“相互关联”一词表明，为了达到均衡，模型中所有变量必须同时处于一种静止的状态。此外，每一变量的这种静止状态必须与每一其他变量的静止状态是一致的，否则某些变量将发生变化，通过连锁反应，会造成其他变量发生变化，这样将不存在均衡3。“内在变动”一词表明，在定义均衡时，所包含的静止状态仅仅是建立在模型的内部力量平衡的基础上，与此同时，假定外部力量是固定的，这意味着参数与外生变量被作为常量看待。当外部力量的确发生变化时，可能会导致一种定义在新的参数值基础上的新的均衡；但是，在定义新的均衡时，新的参数值将再次被假定为常数而保持不变。从本质上讲，某一特定模型的均衡是以缺乏变动趋势为特征的状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均衡分析是一种静态学。

 

非均衡分析（Disequilibrium Analysis）

非均衡是与均衡相对而言的。非均衡理论强调预期的不确定性。这实际上是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即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信息是不完备的，搜集信息是要花费成本的，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交易不可能完全是均衡的交易，非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非均衡理论认为，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是不完全竞争的情况，包括垄断竞争的情况，因此，应将不完全竞争作为研究的重点。

非均衡理论打破了几百年来统治着经济学界的均衡观。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不确定性，时间序列中的经济运行总是相互发生作用，行为人搜集信息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在均衡价格达成以前，交易也是可以实现的。而均衡理论却将上述现实情况通过大量的假定抽象掉，或者说，均衡理论正是凭借着舍弃上述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性才得以存在的。非均衡分析正是要将这些复杂性考虑在内，立意创建一套更加逼近现实生活的理论，而这套理论却不可能建立在优美但空洞的均衡观上，它的思想基础是更具有说服力的非均衡观。

非均衡分析对于解释失业与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现象提供了一个切合实际的微观分析基础。非均衡分析采用动态分析方法所研究的是实现某个均衡的过程以及均衡变动的过程，而在这些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正是一个个连续的非均衡状态。

 

卡文迪什实验室 (Cavendish Laboratory)

卡文迪什实验室几乎可以成为英国剑桥大学的物理系代名词。剑桥大学建于1209年，历史悠久。卡文迪什实验室是当时剑桥大学校长W．卡文迪什（William Cavendish）私人捐款兴建的，该实验室创建于1871年，1874年建成。英国是19世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把物理实验室从科学家私人住宅中扩展为研究单位，适应了19世纪后半叶工业技术对科学发展的要求，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开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研究工作的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化和专业化是必然趋势。

W．卡文迪什这一做法是很有远见的，当时他委任著名物理学家麦克斯韦负责筹建这所实验室。1874年建成后他当了第一任实验室主任，直到他1879年因病去世。在他的主持下，卡文迪什实验室开展了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初具规模。按照麦克斯韦的主张，物理教学在系统讲授的同时，还辅以表演实验，并要求学生自己动手。表演实验要求结构简单，学生易于掌握。麦克斯韦说过：“这些实验的教育价值，往往与仪器的复杂性成反比，学生用自制仪器，虽然经常出毛病，但他们却会比用仔细调整好的仪器，学到更多的东西。仔细调整好的仪器学生易于依赖，而不敢拆成零件。”从那时起，使用自制仪器就形成了卡文迪什实验室的传统。实验室附有工间，可以制作很精密的仪器。麦克斯韦很重视科学方法的训练，也很注意前人的经验。例如：他在整理一百年前H．卡文迪什留下的有关电学的论著之后，亲自重复并改进卡文迪什做过的一些实验。同时，卡文迪什实验室还进行了多种实验研究，例如：地磁、电磁波的传播速度、电学常数的精密测量、欧姆定律、光谱、双轴晶体等等，这些工作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麦克斯韦去世后，瑞利（即J．W．斯特拉特）继任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瑞利在声学和电学方面很有造诣。在他的主持下，卡文迪什实验室系统地开设了学生实验。1884年，瑞利因被选为皇家学院教授而辞职，由28岁的J．J．汤姆生继任。

J．J．汤姆生对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建设有卓越贡献。在他的建议下，从1895年开始，卡文迪什实验室实行吸收外校及国外的大学毕业生当研究生的制度，一批批优秀的年轻学者陆续来到这里，在J．J．汤姆生的指导下进行学习和研究。卡文迪什实验室建立了一整套培养研究生的管理体制，树立了良好的学风。他培养的研究生中，有许多后来成了著名科学家，例如卢瑟福、朗之万、W．L．布拉格、C．T．R．威尔逊、里查森、巴克拉等人，其中多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对科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有的成了各研究机构的学术带头人。

J．J．汤姆生领导的35年中间，卡文迪什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如下成果：进行了气体导电的研究，从而导致了电子的发现；放射性的研究，导致了α、β射线的发现；进行了正射线的研究，发明了质谱仪，从而导致了同位素的研究；膨胀云室的发明，为核物理和基本粒子的研究准备了条件；电磁波和热电子的研究导致了真空管的发明和改善，促进了无线电电子学的发展和应用。这些引人注目的成就使卡文迪什实验室成了物理学的圣地，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纷纷来访，把这里的经验带回去，对各地实验室的建设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1919年J．J．汤姆生的职位由卢瑟福继任。卢瑟福更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在他的带领下，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考克拉夫特和沃尔顿发明了静电加速器；布拉开特观测到核反应；奥里法特发现氚；卡皮查在高电压技术、强磁场和低温等方面取得硕果。

1937年卢瑟福去世，由W．L．布拉格继任卡文迪什实验室教授。在他的领导下，卡文迪什实验室的主攻方向由核物理改为晶体物理学、生物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在新的形势下实现了战略转折。以后是固体物理学家莫特和皮帕德主持。70年代以后，古老的卡文迪计实验室大大扩建，仍不失为世界著名实验室之一。

 

开拓型创新(Exploiting Innovation)

是指企业以强有力的研究开发力量，推动新产品尽快投产，实现商品化。其基本特征是：开发的新产品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在质量上具有独特功能，在成本上优于竞争对手，同时还拥有品牌有时，从而在市场上占有利地位。

开拓型创新策略必须以雄厚的财力和很强的科研能力为支撑，不仅需要不停地在研究和开发方面有巨大经费投入，而且还要承担一定的市场风险，但成功后能产生巨大的市场收益，所以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往往采用该策略，如美国一些大企业每年用大量的研究费用从事新产品的开发研究，尤其市场变化激烈时，给开拓型创新产品带来大量的市场机遇，从而也产生了丰厚的利润。

 

克莱因纳·伯金斯风险投资公司（Kleiner Perkins Caufield＆Byers ,KPCB）

KP CB公司成立于1972年，在美国风险投资业中名列前茅。该公司目前有12名普通合伙人，其中包括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杜尔和前太阳微系统公司总裁乔依等。该公司合伙人最为看重的是实际运作经验，最好有出任公司主管的经历，或是曾经在大公司担任要职。对于KPCB来说，建立极其友好的人际关系至关重要，因为它每年要从几千家自己所看好的高科技公司中寻求可进行风险投资的对象，并进行最为深入细微的调查。KPCB 在其成立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就。在其风险投资的公司名单上，PC业中有制造巨头康柏（Compaq）公司。率先提出“网络即计算机”的太阳微系统（Sun）公司，以及美国互联网的一批旗舰企业，如美国在线公司（AOL）、亚马逊公司（AMAZON）、奋扬公司（EXICITE）、网景公司（NETSCAPE）等。1990年至1997年， KPCB总共完成了79家信息技术公司和生命科学公司的上市。根据华尔街一些专家的推测，过去几年该公司的投资回报率平均每年为70％以上，各项投资回报率均列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的前5位。　

 

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the Keynesian’s Monetary Policy）

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即中央银行通过改变货币供给量以影响利率，再通过利率影响总需求与国民收入的经济政策，它是需求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货币政策的中间变量是利率，即货币量的变动影响利率，利率又影响总需求与国民收入。货币政策的这种机制是以人们的财富只有货币与债券这两种形式的假设为前提的。在这一假设之下，债券是货币的唯一替代物，人们在保存财富时只能在货币与债券之间作出选择。持有货币无风险，但也没有收益；持有债券有收益，但也有风险。人们在保存财富时总要使货币与债券之间保持一定比例。如果货币供给量增加，人们所持有的货币增加，原有的货币与债券的比例就被破坏。为了恢复原有的比例，人们就要以货币购买债券，从而债券的价格就会上升，反之，如果货币供给量减少，人们就要抛出债券以换取货币，债券的价格就会下降。债券价格和利率之间的关系可表述为下式：

债券价格＝债券收益/利率

    这就是说，债券价格与债券收益成正比，与利率成反比。因此，货币供给量增加，债券价格上升，利率下降；反之，货币供给量减少，债券价格下降，利率上升，利率的变动又会影响投资，进而影响总需求与国民收入，即利率下降，投资增加，总需求与国民收增加；利率上升，投资减少，总需求与国民收入减少。因此，以货币供给量增加为例，货币政策的机制是：

    货币供应量增加——债券价格上升——利率下降——投资增加——总需求与国民收入增加

货币政策的工具，即中央银行控制与调节货币供给量的工具主要包括：公开市场业务，即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买进或卖出政府债券；贴现政策，即中央银行调整贴现率；准备率政策，即中央银行调整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率。此外还有：道义上的劝告，即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业务活动进行指导；垫头规定，即中央银行调整购买有价证券的保证金比例；利率上限，又称第Q条规定，即中央银行规定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利率上限；以及中央银行调整分期付款与抵押贷款的条件。

中央银行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期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即在公开市场上买进政府债券，降低贴现率和准备率，以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刺激总需求，在经济繁荣时期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即在公开市场上卖出政府债券，提高贴现率和准备率，以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利率，抑制总需求。各国在不同的时期对货币政策有不同的侧重。以美国为例，50年代侧重于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货币政策的重点在于稳定物价。60年代之后则偏重于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70年代初滞胀的出现使这种货币政策受到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的批评。70年代后期为了制止通货膨胀则主要采用了控制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

  

凯恩斯经济学（Keynesian Economics）

凯恩斯经济学由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提出，并由其追随者发展与运用的一套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与政策。

凯恩斯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失业的必然性。凯恩斯认为，他的理论要说明什么力量决定就业量。具体来说，就业量取决于产量，产量取决于有效需求。因此，他的理论的核心就是有效需求理论。有效需求是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平衡时的总需求。这种总需求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它们由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所决定。这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是决定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规律和决定投资的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与心理上的流动偏好规律。凯恩斯认为，如果经济由市场自发地调节，有效需求不足与失业存在就是必然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国家干预经济。因此，在政策上，凯恩斯主义的中心就是用国家干预来代替自由放任，其中包括通过收入再分配来刺激消费的收入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以弥补个人支出不足的财政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财政政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的是整体经济的运行，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就用总量分析代替了个量分析。这些内容就构成了当代的宏观经济学。

 

凯斯，史蒂夫 (Steven Case)

美国在线公司总裁史蒂夫·凯斯史蒂夫·凯斯，出生于夏威夷。从小就对商业感兴趣，他从威利姆斯大学政治专业毕业后，曾先后供职于宝洁公司（P&G）和百事公司。1983年加入量子电脑服务公司，12年后执掌帅印并更名为美国在线公司（AOL）。在短短的4年间，史蒂夫领导的AOL已拥有500万名用户，并且还在以每周7．5万人次速度递增，这使得AOL在线服务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美国在线（AOL）和史蒂夫·凯斯的发展气势令电脑通讯业的巨头微软和AT＆T都退避三舍，为了使自己能在网络空间继续保有一席之地，他们主动提出要与美国在线进行广泛的合作。微软以推销Internet浏览器软件为交换条件，答应把美国在线的软件和Windows 95捆绑销售，而AT＆T也同意用它的World Net服务网为美国在线提供专路链接。

　 1993年，美国在线为拓展市场空间，实施了一系列冒险举措，舆论界对美国在线的前景并不看好。金融家们预言凯斯将无力控制住网络人口爆炸的危险局面。一些股市分析家则批评美国在线故意夸大盈利，制造繁荣假象以保持股民们对美国在线股票的信心。然而美国在线不断升值的股票使得那些耸人听闻的谣言不攻自破。为缓解网络的交通阻塞，凯斯在自己的数据信息网（data－network）中又投入了35亿美元用以拓宽领域。现在，遵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意见，美国在线对帐目统计方法也作了改进。在与Internet的激烈竞争中，美国在线“软硬”兼施，避实就虚，不久就控制了30％的互联网电信业务，美国在线的“环球网络导航软件”（Global Network Navigator）也随即变成了Internet网迷竞相追逐的热门产品。毫无疑问，美国在线已成为华尔街最富争议性的热门焦点。自1992年到现在，美国在线的股票已翻了3倍，1996年财政总收入为10亿美元，纯利高达3．8亿美元。更重要的是，稳步上升的股票为美国在线购买技术专利和产品开发筹集了大批资金。目前，美国在线的网络已遍及北美，其规模已超过AT＆T。现在，美国在线已同AT＆T联合推出网络并轨服务，这种服务使得用户能在互联网上直接访问美国在线的网络节目。凯斯认为，Internet的致命弱点在于：不管它发展得多快，它也不过是一条马路。人们并不指望从路边的广告和地摊上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凯斯所要做的就是敞开“在线大门”，让那些失望的路人在美国在线上买到他们需要的东西。

 

《堪培拉手册》(Canberra Manual)

该手册为测度和分析科技人力资源提供了标准和规范。这是由OECD和欧洲委员会共同组织制定的，1992年和1993年在OECD的研讨会上进行了讨论，1994年OECD的科技指标国家专家组进行了讨论，修改后，经OECD科技政策委员会批准于1995年正式出版，也称为《科技人力资源手册》。

手册给出了科技人力资源的基本定义，并从统计的角度对科技人力资源的范围进行了界定，提出了科技人力资源存量和流量的模型，为编制和分析流量和存量数据提供了依据，介绍了科技人力资源数据的统计分类及有关定性信息，讨论了收集和编制科技人力资源资料的各种数据来源。

 

康德拉杰耶夫周期（Kondratieff Cycle）

又称“长周期“，指为期50——60年一次的经济周期，最早由苏联经济学家N`·康德拉杰耶夫在1925年发表的《论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一文中提出，故名。

康德拉杰耶夫研究了法国、英国、美国、德国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长时期的时间序列资料，根据这些国家的价格、利率、工资、对外贸易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资料，认为存在着平均长度为54年左右一次的长周期，或称长波。他把从18世纪末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分为三个长周期。第一个长周期从18世纪80年代末到1844年－1851年，其中从18世纪80年代末到1810－1817年是上升时期，从1810－1817到1844－1851年是下降时期。第二个长周期从1844－1851年到1890－1896年，其中从1844－1851年到1870－1875年是上升时期，从1870－1875到1890－1896是下降时期。第三个周期从1890－1896开始，从1890－1896年到1915－1920年是上升时期，以后就开始进入下降时期。

康德拉杰耶夫认为，这种长波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中所固有的一些原因。他根据对统计资料的研究，得出了以下几点关于长周期的特点；第一、长波属于一种复杂的运动过程。每一个长周期又有较短的波动，但长周期的上升期繁荣年份多，而下降期以萧条年份为主。第二、在衰退期间，农业通常出现特别显著而长期的萧条。第三、在长周期的衰退期间，生产和交通运输中有特别多的重要发现和发明完成，但一般只是在下一个长周期的开始时才得到大规模运用。第四、在长周期开始时，通常黄金产量会增长 ，世界市场有所扩大。第五、在长周期的上升时期，即在经济力量的扩展高度紧张时期，一般会发生灾难性的和广泛的战争和革命。

应该说，上述这些特点仅仅是经验性描述，还不是理论解释。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长周期与经济生活中重大的创新活动相关。他把从1879年到1950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分为三个长周期；从1780年至1840年为第一个长周期，其特征是以工业革命为中心的一系列重大创新；从1840年至1890年是第二个长周期，其特征是以钢铁和蒸汽机为中心的创新；从1890年到1950年是第三个长周期，其特征是以电力、化学和汽车为中心的创新。康德拉杰耶夫提出长周期后不少经济学家曾持否定或怀疑态度。70年代之后，对长周期的研究活跃起来，不仅承认这一周期的存在，而且从技术创新、重型设备更新、利润率变动、初级产品与世界工业品相对价格变动等因素来解释长周期的原因。但对长周期的分期、代表性指标及其认识上仍存在分岐。

 

可能性空间(Possible Space)

可能性空间，也可以理解为技术创新的机会，它是指企业和社会为新技术成功地应用于企业生产或经营活动提供的可能性，是企业和社会为技术创新实现所提供的可能性。可能性空间包括技术、经济以及政治、文化、自然等几个方面。纯技术的可能性空间，是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现存技术系统存在的改进和发展的可能性，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可以分为内在的技术机会、外在的技术机会和相关的技术机会，它们统称为社会的纯技术机会（可能性空间）或称为企业外部的纯技术机会（可能性空间）。内在的技术机会是指现在社会上存在的技术的规范或性能有改进的可能性，如电子元件的技术有可能转移到其他技术系统的可能性，而它在这些技术系统里可以在许多功能上比在现实应用中的技术系统更为有效，微电子技术在不同技术系统中的转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相关的技术机会是指某一技术系统由于与此相关的其他技术系统的进步使该技术的规范或性能有改进的可能性，能源技术等多种技术的影响和制约。二是企业内部的纯技术机会，是指企业现实的技术力量或基础提供给新技术成功地应用于企业生产或经济活动的可能性。（2）经济上的可能性空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带来经济效益的可能性，可以用公式表示：G＝P－C－E。这里，G表示技术创新的经济上的可能性空间；P表示技术创新可能给企业带来的收益；C表示新产品和新工艺时对旧产品和旧生产体系的冲击，给企业带来的损失；E表示完成技术创新的期望成本。如果G的值越大，则技术创新的经济上的可能性空间越大，技术创新越有利可图。（3）政治上的可能性空间，是指技术创新活动所在区域的政治环境或条件为技术创新提供的可能性。（4）文化上的可能性空间，是指企业所处的社区文化环境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的可能性。具体而言，技术创新在文化上的可能性空间，是企业所处的社区文化具有选择技术创新活动和选择某项技术创新的可能性。企业技术创新的文化环境不同，技术的文化机会也会有差异。技术创新的文化可能性空间越大，其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5）自然环境的可能性空间，是指技术创新活动所处的自然环境为技术创新提供的可能性。

 

可预期风险（Anticipatable Risk）

可预期风险又称为可预测的风险或可控制的风险。对于一个企业而言，风险是指企业所面临内部和外部环境及条件的不确定性。风险包括环境风险、程序风险和决策信息风险：（1）、环境风险，是指外部力量可能影响公司实现其目标的能力，甚至对公司的生存构成危险，它包括竞争对手、敏感性、股东关系、资本的可获性、灾害损失、权利风险/政治风险、法律、监管/管制、行业以及金融市场等不同层面的因素。（2）、程序风险，是指信息处理中的风险和信息技术风险，公司内部的业务程序不能得以有效的实施，而无法实现其经营目标，或者公司内部人员所使用的或消耗的实物资产、金融资产、智力资产或信息资产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具体包括业务风险（消费者满意程度、人力资源、产品开发、经营效率、生产能力、性能差距、循环周期、货源、折旧/耗损、合规性、商业干扰、产品/服务失败、健康、商标/品牌名称侵害等）、授权风险（领导者才能、权力/限制、外购、业绩奖励、意愿转变以及传输系统等）、财务风险（利息率、现金、股本、商品、金融工具等价格因素，现金流量、机会成本、集中性等流动性因素，以及违约、清偿、附属担保等信贷因素）、信息处理风险/技术风险（存取、系统整体性、相关性、可获性、基础设施等）、综合风险（管理失误、雇员失误、非法行为、未经授权的使用及信誉等）。（3）、决策信息风险，是指因提供战略决策、业务决策及财务决策的信息不恰当、不可靠或者没有被正确使用而造成的风险。它包括业务决策（定价、合同契约、业务职责、兼并、监管报告）、财务决策（预算和计划、会计信息、财务报表评估、税收、养老基金、投资评估）、战略决策（环境观察、业务种类、估价、业务测量、组织结构、资源配置、规划、产品生命周期）等因素。这些风险中有一部分是可控风险，另一部分是不可控风险，但是这种分类并非十分严格。规避上述风险的一个好办法是建立风险管理框架。阿瑟·安德森在1995年出版的《商业风险管理：一种综合性的方法》对该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之后又不断深入研究有关信息技术的风险。他认为，一个综合的、完善的风险管理方案是认识管理公司所面临的大量商业风险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应该将与信息技术相关风险的管理视为整个公司业务的一个方面，只有将商业战略与信息技术战略紧密结合在一起，公司才可能识别和控制风险；风险控制及其相关程序的确定应该由高级管理者部门明确制订、批准并不断加以完善。

 

科技投入（Inpu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科技投入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技投入是指全社会为支持科技活动而进行的经费、人力、政策和各种资源的社会配置。狭义上的科技投入则是指科技活动中科技经费的投入总量。国际上大多数国家进行科技统计时，科技投入主要是指研究和试验发展阶段的投入，并不包括产业化阶段的投入。从科技投入的领域上看，可分为：（1）对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投入，其中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研究三种类型；（2）对科技教育与培训的投入；（3）对科学技术服务的投入。从科技投入的来源来看，可分为：（1）政府的科技投入；（2）社会的科技投入，它包括社会团体、企业及其他实体或个人对各种科技活动的投入。科技投入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见效周期可能很长。科技投入和大小不仅表述了科技活动的消耗，更重要的是表述了经济的发达程度和科学技术在经济及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科技投入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只有增加科技投入的强度，才能有力地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为更大的科技投入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科技园区（Science Park）

又称科技工业园区。在北美叫“大学的研究园区”，在英国叫“科学园”，在法国则称“技术城”，等。在我国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指依托大学或科研机构，在环境优美的区域里，创造一定的条件，吸引科技人员兴办高技术企业，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科技园区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始自美国的硅谷，80年代初在欧洲有了很大发展，随后在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相继发展，至今全世界已经有大大小小900多个比较规范的科技园区，从业人员达数百万。科技园区有以下特点：（1）以大学或科研机构为地域、人才和产品开发的依托；（2）园区内企业的宗旨是开发高技术，通过技术开发生产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3）园区有行政管理机构，统一规划和管理园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目前，世界各地科技园区大体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发达国家的自主型科技园区，其基本运行机制是：利用本国科技优势，在知识密集的地区划出一定的区域，实施减免税收等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国家重点投资和企业民间的资金，形成以开发新技术为主的企业群，促进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以带动本国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另一种是发展中国家的引进型科技园区，其基本运行机制是：在本国科技力量相对集中的地区划出一定地区范围，依靠提供各项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合作研究开发高科技和生产知识密集型产品，以提高产业技术，推动出口创汇。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创建科技园区一般应考虑以下条件：（1）以一所以上的名牌大学或科研机构为依托；（2）有一片具有必要基础设施的园区场地；（3）有一批科技创业人才；（4）有一批高技术企业；（5）园区内有自己的新型、高效、精干又廉洁的管理机构；（6）有一个以上的孵化器或技术创新中心；（7）和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协调并对其有促进作用；（8）不破坏周围环境。科技园区是“本世纪在科技产业化方面最重要的创举”。它是国家知识创新的载体，21世纪知识经济社会的新细胞。

 

科学城（Technology Metropolitan）

科学城指的是，在高科技工业所在地，配合地方中心都市及周边地区，建造出优良的科学、技术、文化、学术、研究等发展环境，和适合于其从业者及当地住民的高水平生活素质的城市。其发展有多种型态，如美国波士顿、硅谷等高科技产业聚集都市为一自然形成之科技都会。日本筑波科学城则是为疏解东京过度集中，改善研究环境之有计划高科技都市。台湾地区的新竹科学城，则是基于新竹枓学园区、工研院及清大、交大的科技基础，改善新竹地区的生活环境及产业水准，使成为科技人才定居活动的都市，因此其较适当名称应为科技都会区。

 

科学文化(Science Culture)

科学文化指以自然界为指向，基于严谨的科学知识、规范的科学方法、理性的科学思想而形成的文化体系。科学活动的目的和任务是认识自然、探求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获得关于自然现象的本质性认识；科学活动的方法要求规范、严谨、求实；科学活动的整个过程要求排除主观意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及虚幻等。因此，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客观的真理性知识，它能教人知、行；蕴涵于其中的客观、求实、理性的精神则能开阔人的心胸，启迪人的心智，扩大人的视野，摒弃人的愚昧无知、教条迷信。客观、求实、理性的科学精神是科学文化的精髓。科学和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科学文化和技术文化往往是很难区分的，往往合称为科技文化。不过，相对于技术文化来说，科学文化更侧重于理论内容。（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区别参见“人文文化”词条）科学文化对社会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一般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1）有形的方式，即通过科学知识的物化，产生出新技术，并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发明新的生产工艺和生产工具，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导致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革。（2）无形的方式，即科学的思想、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思维方式对整个社会精神生活产生影响，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一般智力水平，并影响到社会意识各领域的变化。科学文化是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人类文化中最早形成的内容之一。在原始社会，人们通过维持生存的生产活动，逐步积累并运用着许多经验知识，这是科学文化的萌芽形态，还不可能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在古代社会，当社会分工出现后，社会上产生了专门的脑力劳动者，他们脱离了直接的生产劳动来研究各种经验知识，并加以概括整理，出现了力学、天文学等少数具有一定理论形态的科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推动了近代科学文化的出现并使它得到迅速发展，机器大工业的要求及其提供的条件，使科学实验成为相对独立的实践活动。科学真正成为实验的科学和理论的科学，科学文化得到全面的、系统的发展，并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其影响范围极其广泛，几乎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角落；其影响也是深刻的，正在导致社会结构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

 

科学园区（Science Park）

科学园区源自1951年美国加州史丹佛大学所推动之研究园区，衍变成著名的“硅谷”。对于科学园区的定义：麦克唐纳德（Mac Donald，1987）认为园区应接近知学习地，且提供愉悦环境之建筑单元。科瑞（Currie，1985）认为园区主要是提供给新创业或中小企业立足之优美厂商。根据英国科学园区联盟（UKSPA）的定义：科学园区是——至少与一个大学、研究机构或研究中心有正式的以及运作上之联结关系；园区为促进以知识为基础之工业的形成与成长、以及其它组织正常进驻而设计的；具管理功且主动从事区内厂商技术移转及企管服务事务。

 

兰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

国际战略研究机构。RAND(兰德)是英语“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研究与发展)的缩写。兰德公司是美国的一个非营利性研 究组织，主要对国家安全和公共福利方面的各种问题进行系统的 跨学科的分析研究。1948年由福特基金会提供资金正式成立。 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市。

兰德公司早期的研究项目都属于军事领域。1950年后得到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 家科学基金会的经费支持。1960年后开始从事非军事领域的研究。1970年开设兰德研究生院，培养公共政策分析专业的博土。 1973年设立兰德基金，资助新领域的研究，鼓励发展新思想。1979 年建立民法研究所。兰德公司遂成为卫生、住房、教育、能源和通 讯方面执行新的社会计划的实验中心。

    兰德公司是美国实力雄厚、门类齐全的思想库，拥有专业研究 人员500多名，并从各大学和研究机构聘请700多名著名专家作 为顾问。它在军事、外交和其他领域有很大影响。兰德公司以政 策分析著名，研究人员的基本目标是向政策制定人提供有足够情况作为依据的政策建议，使决策优化。所有研究项目几乎都是由不同专长的学者采用各种集体研究方法完成的。计算中心配有完善的计算机设备和各种软件包，并有一支130多人的技术队伍。 兰德公司还经常派人到世界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广泛进行国际交流。70年代中期开始有选择地接受外国学者作客座研究员。

兰德公司成立40多年来完成了大量的专著、论文和研究报告，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发展战略和未来预测的，还提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分析和未来研究的新方法，如著名的特尔斐法就是兰德公司创造的。

 

雷达图(Radar Chat)

雷达图（戴布拉图）：雷达图最初主要应用于企业经营状况——收益性、生产性、流动性、安全性和成长性的评价。上述指标的分布组合在一起非常象雷达的形状，因此而得名。雷达图的绘制方法是：先画3个同心圆，把圆分为5个区域（每个区为72度），分别代表企业的收益性、生产性、流动性、安全性和成长性。同心圆中最小的圆代表同行业平均水平的1/2值或最差的情况；中心圆代表同行业的平均水平或特定比较对象的水平，称为标准线（区）；大圆表示同行业平均水平的1.5倍或最佳状态。在5个区域内，以圆心为起点，以放射线的形式画出相应的经营比率线。然后，在相应的比率线上标出本企业决算期的各种经营比率。将本企业的各种比率值用线联结起来后，就形成了一个不规则闭环图。他清楚地表示出本企业的经营态势，并把这种经营态势与标准线相比，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本企业的成绩和差距。雷达图的分析方法是：如果企业的比率位于标准线以内，则说明企业比率值低于同行业的平均水平，应认真分析原因，提出改进方向；如果企业的比率值接近或低于小圆，则说明企业经营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急需推出改革措施以扭转局面；如果企业的比率值超过了中圆或标准线，甚至接近大圆，则表明企业经营的优势所在，用予以巩固和发扬。如果把雷达图应用于创新战略的评估，就演变成为戴布拉图。实际上戴布拉图与雷达图的绘制与分析方法完全相同，但是，戴布拉图是用企业内部管理责任：协作过程、业绩度量、教育与开发、分布式学习网络和智能市场定位，以及外部关系：知识产品/服务协作市场准入、市场形象活动、领导才能和通信技术等两个基本方面10个具体因素来替代经营雷达图的5个因素。

 

利益机制（Benefit Mechanism）

企业及其成员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对企业外部环境中各种经济现象及其变动的反应方式和企业中不同成员的行为之间的相互依存、制约、影响方式。由于企业及其成员的利益与企业的效益、分配、激励具有藕合关系，企业利益机制一般包括有企业效益机制、企业分配机制和企业激励机制等。（1）企业利益机制的构成。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①企业中各类成员的利益结构。在一个企业中，全体成员可划分为资产所有者、经营管理者和一般职工三个基本类别。企业的各类成员，面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外部环境，他们的利益具有一些共同的组成要素，诸如企业自我发展需要的、企业各类成员的生理需要的、安全需要的、社会交往需要的利益等等。由于不同类别成员与企业资产的关系和在企业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他们之间随着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心理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来源于不同需要的利益也有所不同。这两个方面便造成了企业中不同成员的利益结构。也就是说，各成员所需要的利益在利益总体中的重要性存在着不同的比重。②企业的组织状态。企业行为通常并不单纯是某一类企业成员的利益需要的产物，而是企业中各类成员的利益要求的合力的产物。这种合力所处的状态，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组织状态。企业组织状态可以从资产归属状态和决策活动组织状态两方面进行考虑。企业资产的归属状态固然与企业决策活动的组织状态有着内在联系，但同一资产归属状况的企业通常又可能共存几种不同类别的企业决策活动组织状态。例如，中国曾经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推行的各种类别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其相互之间在决策活动的组织状态方面就有所不同。上述企业资产归属状态和决策活动组织状态的差异，造成了企业资产所有者制约企业活动的途径和力度的差异，造成了企业实际经营管理者抗衡资产所有者、制约一般职工和表现自身独立利益的方式和效果的差异，也造成了一般职工抗衡经营管理者和表现自身利益的方式和效果的差异。在此基础上，企业中所形成的能制约企业行为的利益合力也就会有所不同。一定的企业活动外部环境的构成因素及其变动，作用于一定的企业利益合力，便导致一定的企业行为。（2）企业利益机制的特征。其基本特征是维护企业各类成员的合法利益，在保证国家利益不受损害的条件下，采用正当的手段谋求企业和职工个人最大的利益。在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前，原有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国营企业的利益机制是同原来的生产型企业的组织状态相适应，企业和职工的利益基本上同企业的经营效果脱节，未能更好地发挥企业利益机制的效应作用。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相应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国营企业的利益机制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企业及其职工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与经营效果挂钩，从而进一步发挥了利益机制的效应作用。

 

厉以宁搅拌机模式(Li Yining Blender Model)

即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运作模式。“搅拌机”之说是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一种比喻说法，是“两次调节”理论的形象化表述。这里，“搅拌机”是指市场，“搅拌机”内的各种“原料”是指各种资源，“搅拌机”的管理者是指政府。正常情况下，“搅拌机”搅拌的时间越长，原料配制得就越均匀，即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越充分，资源就越有可能做到均衡地、合理地配置。这时无须外界横加干预。如果说“搅拌机”的运作可以看作是第一次调节，即市场调节，那么，“搅拌机”的管理者的操作和管理，则可以看作是政府调节，即第二次调节。“搅拌机”有出现“故障”的时候，搅拌过程中也需要调整“搅拌机”的速度、规模、配料等，就是说市场调节经济运作有其局限性，在市场失效的情况下，还需要政府的第二次调节，以使资源配置得合理，并符合社会的需要。计划与市场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着基础性作用，政府调节则主要是纠正市场调节的缺陷，两者相结合调节经济运行。由于“搅拌机”理论最早是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的，所以这一理论又称作厉以宁搅拌机模式。

 

联想(association)

联想是心理现象之间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其中一种现象的出现将引起另一些现象的出现。联想是形象思维的一种形式，其实质更贴近于思维抽象，它是对感性认识提供的印象群进行重新分类和聚合的思维，是客观事物普遍联系的规律与大脑的联合功能在心理活动中的反映。联想在人类心理活动中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动感知，在外界事物刺激下，自发的，联系性的回想到某一事物。一种是自觉联想，目的是搜索记忆，呼唤出留在头脑中的某一表象，由此食物联想到彼事物。联想是创意思维的基础，在创意设计中起催化剂和导火索作用，任何创意活动都离不开联想。现代研究者反对将联想在思维和创造活动中的作用绝对化，认为各种联想都在于获得发现性知识，这些知识不具有唯一性与启示意义。经常性联想并不能提高创造性探索的结果，要达到提高其效果，只能通过发现创造性联想。A.凯斯特勒的重现联想理论认为，创造是通过对联想与对从属于其他语义领域的原本的、通常的联想的无意识综合来实现的。联想作为心理活动的基本形式之一，它是联系记忆和想象的纽带，是二者的过渡和中介。由表象而生联想达于想象。与想象不同，联想的过程中有逻辑的必然性。联想概念具有广泛的可适性，被应用于心理分析、精神分裂分析等诸多领域。

联想由一人、一事或概念而想起他人、他物或其他概念的思维方法。英国近代哲学家洛克最早提出“联想”一词，其原意是指“观念的联合”，即由一事物的观念想到另一事物的观念。思维科学研究表明，联想是信息在大脑中的一种加工方式，即由当前的事物所放射的信息刺激在大脑中所形成的信息样式，并且激活其他事物在大脑神经网络中所贮存的信息样式，或由大脑中所贮存的某个信息样式的兴奋而激活其他事物在大脑网络中所贮存的信息样式，从而使信息样式之间形成一种暂时的神经联系。联想一般分为简单联想和复杂联想。简单联想又分为接近联想、类似联想、对比联想；复杂联想也称关系联想和意义联想，分为因果关系联想、种属关系联想、部分与整体关系联想、作用与效应关系联想等。联想是信息提取的一种重要方式，联想的科学运用能产生创造性联想，导致重大的技术或理论突破。

 

类比（Analogy）

类比来自希腊文(analogos——相应的，对称的),是个体之间在某一方面的类似。从认识心理学上说，类比就是对于两类不同的事物，在比较的基础上，找到、抓住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以此为依据，将关于一类事物的知识、经验迁移、运用到另一类事物上去的思维活动。在认识中类比应用于提出假设的基础。可分为内容类比、形式类比、综合类比等。类比推理是在掌握一组给定事物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按这种关系从其他的具有各种关系的事物中找出这一组具有相同关系的事物的过程，是一种对关系的推理，往往可以获得科学的发现。联想的形式和现实化是类比推理的基础。对类比进行有目的指向性的探索是可能的，现在研究发现，类比推理能力一般具有以下3个特点：①跨度大，联系广，它由这类事物推断另一类事物，宇宙间任意两类事物之间几乎都可以推断。②灵活性高，可靠性低。类比推理灵活性非常高，可靠性较低。前提真，结论却容易出错。③探索性、创新性最强，类比法的结论不仅超出前提的范围，而且超出前提类别，推断跨度极大。

 

类比推理（Analogical Reasoning）

从两个或两类对象具有某些相似或相同的属性的事实出发，推出其中一个对象可能具有另一个或另一类对象已经具有的其他属性的思维过程。类比的客观依据是对象之间的同一性。但事实上这一依据并不是十分可靠的，因为在相似或相同属性与推出属性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因而类比结论具有或然性，类比只是一种推测。同时，在类比过程中通常只是注意到了对象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同性，而忽视对象之间的差异性。尽管如此，类比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仍具有重要作用，类比法是科学家建立科学假说的重要逻辑方法，为科学家高度青睐。

 

Linux

全功能的Unix操作系统的复制品，可将个人电脑转变为工作站（workstation）,起初是芬兰大学生Linus Torvalds与1990年专为DIY业余爱好者所设计的，发展得相当迅速。由于其源代码是公开的，借由国际上一些专业骇客当作免费软件予以维护，并共同发展成为一种足以和微软抗衡的操作系统。Linux支持很多的通讯协议和免费软件，如TCP/IP、Emacs、C与C＋＋，还有MS－DOS的模拟程序等等。其功能已经不亚于任何一种商业操作系统软件。现在是许多互联网服务器很受欢迎的操作平台，不少大型电脑厂商纷纷宣布支持Linux操作系统，国内也有不少中文版本的Linux操作系统面市。《新骇客字典》（The New Hacker's Dictionary）的作者Eric S．Raymond认为，Linux“可能是[骇客规范]截至目前最纯粹的结晶，就互联网所能够提供的另类创意合作模式而言，这是一次相当成功的示范。”

 

李，蒂姆·伯纳斯（Tim Berners Lee）

英国科学家伯纳斯·李，是一位牛津大学毕业的物理学家，八十年代任职于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能研究中心。当时，身为软件工程师的伯纳斯·李正在位于日内瓦的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做一项为期6个月的技术开发。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决定把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信息组织到一起。于是，他着手设计了一种软件，这种软件如他所说，能够记录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会遇到、但大脑有时候却不能好好记住的所有随机联系。他将这种软件称为"询问"，此名源于他小时候最爱看的一本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百科全书《询问万物》。数年之后，"询问"大放异彩。1989年的一天，伯纳斯·李在这一软件的基础上琢磨出了当今软件设计业流行的超文本。在伯纳斯-李的电脑中，一个文件中的词语能够与其他文件链接，然后他可以通过以数字作记号的链接自动取得需要的文件（那时候还没有鼠标）。然而，这种链接只能在伯纳斯-李一个人的电脑中实现。后来他想把人家电脑里的东西添加到自己的电脑中，那该怎么办呢？他先让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和其他地方的科学家使用他开的软件，从而使信息资源能跨越一个个计算机网络！在伯纳斯-李的方案中，没有中央管理员，没有中央数据库存，利用所谓超文本（hypertext）的功能，将文件中的特定文字或图形做出特定的标记，以便连结到另外一份相关文件上，例如只要点选「咖啡」这两个字，就可以连到介绍咖啡的相关资料。当初的构想，只为了设计一个让同事交换资料与想法的线上工作空间，没想到他所开发出来的技术，后来竟成为网际网路上最受欢迎的传播应用方式。ＨＴＴＰ（超文件传输协定，使用者电脑与伺服器电脑之间的沟通语言）、ＨＴＭＬ（超文字描述语言，全球资讯网所使用的文件格式），以及ＵＲＬ（网址，文件位置的标示系统）。也就成为架构起全球资讯网的三大基本技术

1991年，万维网初次登台亮相，立即使杂乱无章电脑空间变得有条不紊。不到5年工夫，全世界的因特网用户已从60万飙升到4000万。曾有一度，用户数目每隔53天翻一倍。

伯纳斯·李的发明创造得到了人们很高的称道，《时代杂志》称他为资讯时代的埋名英雄。全球资讯网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印刷机，他的历史地位足以与发明印刷的古腾堡相提并论。美国《时代》周刊将他评选为与相对论提出者爱因斯坦和青霉素发明人弗莱明等人并驾齐驱的20世纪最伟大的20位思想家之一。

 

李斯特(Friedrich List)

    李斯特（List, F. 1789-1846）德国经济学家，保护贸易论倡导者。生于南德符腾堡州卢林根据镇的一个鞋匠家庭。高中毕业参加文官考试被录取，任下级官吏。后提升为该州（当时称邦）会计监察官。曾任蒂宾根（Tubingen）大学行政学教授。因鼓吹德国统一，废除多邦关卡，不容于当局，被迫辞职。后主持德国工商同盟工作，被选为符腾堡州议会议员。后主持德国工商同盟工作，被选为符腾堡州议会议员。因提出改革方案受迫害，被判处10个月监禁。1825年赴美，任当地德文报纸主笔，常在宾夕法尼亚工业促进协会会刊汇集成书出版，即《美国政治经济学大钢》（Outline of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1827）。1830年入美籍，曾任美驻来比锡、汉堡领事。后贸居德国继续致力于振兴国家的事业。1834年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关税同盟成立，在封建势力控制下，依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李斯特已无法进行政策活动，特赴巴黎从事写作，1841年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问世，数月之内发行3版。1846年赴英，鼓吹保护贸易。 因病返德，生活潦倒，身心憔悴，雪夜开枪自杀。时1846年11月30日，年57岁。   

    李斯特认为贸易政策应服从国家利益，服从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服从发展工农业的需要。不要把"唯利是图"的自由贸易原则："哪里例宜就到哪里买，哪里贵就到哪里卖"作为普遍规律。每个国家各有其发展的途径与特点，适用于一切国家的经济理性并不存在。亚当 斯密建立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自由贸易当作理想，实际是为英国利益服务。德国要建立国家政治经济学，以实行保护贸易为德国利益服务。亚当 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以财富为研究对象，其实生产力比财富要重要得多，生产力是财富产生的原因，有生产力，穷可变富，无生产力，富可变穷。农业工业商业三者是物质生产力的基础，工业则是基础的基础。生产力落后国家实行保护贸易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李斯特的"经济发展阶段说"是其保护贸易的一个主要根据。认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都经历5个阶段，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为时期。不同时期实行不同贸易政策。在农业时期，实行自由贸易，自由输出农产品，自由输入工业品，一面促进农业发展，一面培育工业基础。在农工业时期转 而实行保护贸易，对具有发展可能的工业，采了措施防止外国竞争，保护民民族工业的建立与发展。在农工商业时期，则转而实行自由贸易，用先进工业打入外国市场，以获得最大的贸易利益。英国在农工业时期，采用重商主义保护政策，加快工业发展；在农工商业时期，就以后进国家为牺牲转而实行自由贸易。美国、德国正处于农工业时期，以实行保护贸易为有利。等到进入农工商业时期，才有实行自由贸易的条件。    

    李斯特把保护贸易作为工业落后国家建成工业先进国家的手段，而在自由贸易下，那是无法实现的。只是对有发展前途的工业，而不是完全工业进行保护。当被保护的工业建立发展起来以后，应取消保护，因而是暂时保护，而不是永久保护。保护的方法主要使用关税，税率不宜过高，但也不宜过低。对进口产品征税后，价格因而上涨，消费者将受损；当工业成长起来后，价格势必下跌，消费者将受益。现在所受损失从将来所获利益中得到补偿，国家所获利益必然大于所受损失。

 

利克特，伦西斯（Rensis Likert）

　　伦西斯·利克特是美国现代行为科学家，曾于美国密执安大学获得文学学土学位，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理学博士学位。他是在领导学和组织行为学领域卓有影响的密执安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创始人和首任领导者，其对管理思想发展的主要贡献主要在领导理论、激励理论和组织理论等方面。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管理的新模式》（1961）、《人群组织：它的管理及价值》 （1967）以及《管理冲突的新途径》（1976与人合作）等。

　　利克特的管理新模式以密执安大学社会研究所自1947年以来进行的数十项研究成果为依据，总结了美国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趋势和部分成绩出众的管理特点，提出了一种"新型管理原理"，并且比较详细地、系统地阐述了"支持关系理论"和以工作集体为基本单元的新型组织机构。在此基础上，利克特于1967年提出了领导的四系统模型，即把领导方式分成四类系统：剥削式的集权领导、仁慈式的集权领导、协商式的民主领导和参与式的民主领导。他认为只有第四系统——参与式的民主领导才能实现真正有效的领导，才能正确地为组织设定目标和有效地达到目标。

　　利克特和他的同事经过大量调查研究，认为在60年代的高效企业和政府部门由于环境的变化，正在创造一种不同于50年代管理系统的新的管理方式，其核心是如何有效地管理企业的人力资源。这种新型管理系统通常具有以下特征：

1.组织成员对待工作，对待组织的目标，对待上级经理采取积极和合作的态度；他们互相信任，与组织溶于一体。

2.组织的领导者采用各种物质和精神鼓励的办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首要是让员工认识到自我的重要性和价值，例如鼓励组织成员不断进步，取得成就，承担更大责任和权力，争取受表扬和自我实现。同时也要让员工有安全感，发挥自己的探索和创新精神。当然，物质刺激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

3.组织中存在一个紧密而有效的社会系统。这个系统由互相联结的许多个工作集体组成，系统内充满协作、参与、沟通、信任、互相照顾的气氛和群体意识，信息畅通，运转灵活。

4.对工作集体的成绩进行考核主要是用于自我导向，不是单纯用做实施监督控制的工具。参与式管理和集体决策要求所有成员分享考核的结果和其他信息，否则很容易导致敌对态度的出现。

　　在这种管理系统中，组织成员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而他们的态度又主要受到利克特提出的"支持关系"的影响。支持关系理论是管理新模式的核心，也是应用于实践的指导原则。支持关系理论可以简要表述为：领导以及其他类型的组织工作必须最大限度地保证组织的每个成员都能够按照自己的背景、价值准则和期望所形成的视角，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中确认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支持性的，组织里的每个人都受到重视，都有自己的价值。如果在组织中形成了这种"支持关系"，员工的态度就会很积极，各项激励措施就会充分发挥作用，组织内充满协作精神，工作效率当然很高。支持关系理论实际上要求让组织成员都认识到组织担负着重要使命和目标，每个人的工作对组织来说都是不可或缺、意义重大和富有挑战性的。所谓"支持"是指员工置身于组织环境中，通过工作交往亲自感受和体验到领导者及各方面的支持和重视，从而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这样的环境就是"支持性"的，这时的领导者和同事也就是"支持性"的。

　　在优秀组织里，其成员并不是只作为单个员工发挥作用，而是作为高效工作集体的一员发挥作用。领导者应该在组织内建立起这样的集体，并通过"双重身份成员"把各个工作集体联结起来，形成组织的有机整体。"双重身份成员"指的是某一工作集体的领导者，同时充当高一级工作集体的成员或下属。以工作集体为管理的基本单元的组织，强调的不是"一对一"的等级层次观念，而是集体负责、集体决策和整体利益。这种工作集体不仅存在于企业的高层，同样适用于企业的中层和基层。为了保证整个组织以工作集体为基本单元一环扣一环地层层联结起来，领导者不仅要与直接被领导的集体成员接触，间或还要与由下属领导的更下层工作集体成员接触，以检查自己的下属是否有效地发挥了领导和连接作用。另外，还可以通过职能部门工作集体和委员会、工作组等非经常性工作集体在组织内形成另一个或多个平行的重叠工作集体网络系统，以保证将组织的各个部分连接成整体。

　　利克特的管理新模式将参与式管理作为企业比较有效的管理系统和制度，其实用性和优越性在现实一些绩效出众的企业中得到了验证。而在此基础上提出的领导系统理论也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

 

链环-回路模型（Chain-Linked Model）

 链环—回路模型也有人将之称为技术创新过程的集成模型。这一技术创新模型是由克莱因（S.Kline）和罗森伯格（N.Roserberg）在1986年率先提出的。他们否定了科学和创新之间的简单线性关系。技术创新过程不再是一个从技术，经工业研究开发、工程建设和制造到市场的循序渐近过程，而是一个战略集成的并行过程。在此模型中，研究开发（R&D）、原型研制、生产制造、产品销售只是一个逻辑上的技术创新系列，在实际上则要求这些要素并行发展，综合集成。根据这一模型，一共有5条创新路径，而不是线性模型里的一条（参见“线性或直线模型”）。第一条路径是创新的中心链，该路径起于发明、设计，通过开发、生产等阶段，最后结束于销售阶段。第二条路径由一系列的主反馈和反馈环等为标志的反馈回路组成。反馈表示从对市场需求的察觉，直接返回下一轮设计，以便对产品和服务的性能做进一步的改善。第三条路径是指研究和发明设计过程的相互作用，以及发明设计－知识－研究－设计或设计－知识－设计等多种回路的多次反馈过程。它说明创新是以科学知识的积累为基础，同时开发工作也经常需要研究（也就是新的科学）。因此，从科学到创新的回路，不只是创新的开端，而是贯穿于整个创新过程。科学是创新各阶段的基础。在创新的链环－回路模型中，科学不再是创新的初始点，而是创新主链各节点上都需要的东西。科学常常导致根本性的创新，新的产业，半导体、激光等便是著名的例子，这是创新的第四条路径。反之，创新又能推动科学，这则是创新的最后一条路径。创新的链环－回路模型，是一个分析创新过程的较为合理和科学，富有开创新的框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曾引起广泛的注意，即使在现在，这一模型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重视。

 

莲花型创新(Lotus Innovation)

莲化型创新是由美国Entovation国际公司的创立者和首席战略家戴布拉·艾米顿（Debra M·Amidon）女士在1989年率先提出的。她在《全球创新战略：创造增值价值联盟》中创造了“莲化型创新”这一术语，用交错的花瓣来描述在未来动态的全球经济中为取得商业成功所需要的多重关系。戴布拉·艾米顿在1991年出席法国里昂的一个会议时描绘了“莲花型创新”思维思想的演变。她认为，“莲花型创新”不过是一种技术转移序列而已。“莲花创新”特别强调的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把大学和研究室中所产生的知识和技术引入到公司中去。这种思想实际上也代表着一种新的创新价值链（参见“创新价值链”）。这个过程的重要意义在于，对传统的价值链思想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企业或公司的各个职能部门究竟转移什么技术，怎样和什么时候转移技术。新的创新价值链思想认为，在整个技术转移的过程中，各个职能部门的界限是模糊的。新的创新价值链强调的是一种双向交流过程。这意味着新思维能够从企业或公司中的任何地方产生。只有市场需要更多的先进技术时，企业或公司就有可能进行创新。“莲花型创新”由三个层次构成：微观经济层次、中观经济层次和宏观经济层次。微观经济层次是“莲花型创新”的第一个层，是对价值体系的职能进行集成，它代表着跨职能团队与企业范围内联盟所需要的一种微观经济层次的组织内的相互作用；中观经济层次是“莲花型创新”的第二个层次，是将外部专家与处于需求点的内部资源进行结合，并形成网络，这个层次包括供应商、合作伙伴、教育、政府、分销商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有时也包括竞争对手），后者构成了有活力的人际和技术网络的一部分，这样就扩展了知识的基础，也增加了创新价值增值的可能；宏观经济层次是“莲花型创新”的第三个层次，它代表着最适应知识流的国际基础（其核心是“共同变革我们的未来”），包括人口变化对劳动力有何影响？公司如何适应顾客范围国际化所带来的迅速增长的复杂需求？等等。三层体系的“莲花型创新”模型为组织进行战略思考提供了一种清晰的计划框架，并把公司内外环境和全球范围内所需要的复杂的相互作用按序列集合在一起。

 

量子电脑（Quanta Computer）

量子电脑是利用原子所具有的量子特性进行信息处理的一种全新概念的计算机。它以处于量子状态的原子作为中央处理器和内存，其运算能力比目前以微型晶体管电路为基础的传统计算机快几亿倍！尽管量子电脑的研制工作现在还处于十分原始的阶段，艾萨克·张小组制成的实验模型也仅是装着5个氟原子的一组玻璃试管，担人们坚信量子电脑终将取代传统模式的计算机，从而开创信息时代的新纪元。

计算机界有一条名为“摩尔法则”的金科玉律：随着微电子制造水平的不断提高，计算机中央处理器（CPU）硅芯片的精密程度每18个月就要翻一番。按照这一规律，计算机问世50多年来，运算速度已提高了约10亿倍，而CPU集成电路的线宽目前也已细微到了0.13微米。最迟到2020年，电路线宽将不可避免地达到仅有单个分子大小的物理学极限，这就意味着传统计算机的发展将走入穷途末路。然而人类对于信息处理更快、更强的追求却是永无止境的，向更微观的原子世界进军，开发量子计算技术将是一个出路。

我们现在使用的传统电脑是通过硅芯片上的微型晶体管电位的“开”和“关”状态来表达二进位制的0和1，从而进行信息数据的处理和储存。每个电位只能处理一个数据，非0既1，许多个电位依次串联起来，才能共同完成一次复杂的运算。这种线性的计算方式遵循普通的物理学原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进入不了“跳出三界外，不再五行中”的绝对自由境界。

量子电脑中的原子被称作“量子比特”。由于它具有在同一个时间处于两个不同位置的“特殊才能”，一个量子比特可以同时表达0和1。从存储数据的角度说，量子比特的能力是晶体管电子位的两倍。而当许多个量子状态的元资缠结在一起时，他们又因量子位的“重叠性”，可以同时展开“并行计算”，从而使其具备超高速的运算能力。与传统计算机相比，这种并行计算方式好比万马并列与万只蜗牛排队过独木桥的区别。

早在70年代中期，美国加利福尼亚科学研究所的著名量子学家费因曼博士就敏锐地发现原子是超凡的“计算天才”，从而大胆地提出了量子计算机的构想。根据量子论原理，原子具有在同一时刻处于两个不同位置，又同时向上下两个相反方向旋转的特性，称为“量子超态”。而一旦有激光或次力的干扰，模糊运动的原子又可以马上归于准确的定位。这种似是而非的混沌状态与人们熟知的常规世界相矛盾，发挥出瞬息之间千变万化而万变不离其宗的神奇功效。

在其后的20多年里，美、德等各国物理学家与计算机专家一道苦心钻研，终于在90年代初研制出了单原子的“1比特”量子计算机元件。其基本方法是：将原子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并于辐射、电波等一切能源隔绝，当原子自行进入量子超态后再用核磁共振对其进行定位控制。近几年，在这个几位尖端的科研领域内。IBM的美籍华裔专家爱萨克·张一直独领风骚。这位麻省理工和斯坦福大学的双料博士与其他科学家合作，先后在前年和去年成功开发了2原子核3原子的量子计算元件。前不久，他又率领一支由斯坦福大学和卡尔加利大学组成的IBM攻关小组，在位于硅谷的阿曼登科科研中心研制成功了最先进的“5比特量子电脑”。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量子电脑的能力可能首次应用于大量数据查索和复杂的加密解密领域。据估计，如果人类研制出有40个量子比特的电脑，就可以用它在短短的十多分钟之内，从一个包含全世界所有电话号码的数据库中准确查找出一个指定号码。而同样的工作。要是交给十台前两年名噪一时的IBM“深蓝”超级计算机，也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量子电脑若用于解密码，气味力更是不可思议。目前在计算机领域，有一种一巨大数字的质因数分解极为困难作为前提的“RSA公开加密系统”正在被广泛使用。对一个长达400位的密码数字进行质因数分解，即便使用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巨型电脑也要10亿年！相对于人类仅有300万年的进化史，这样的密码是永远无法破解的。而如此繁重的工作，如果用量子电脑来做，却只要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可完成。

量子电脑虽然威力无比，妙不可言，但要真正为人类造福还需要耐心期待。由于量子电脑的原理和构造与传统计算机截然不同，科学家的研制工作几乎是从零开始，十分艰难。而量子电脑运行时所需要的绝对低温、原子测控等苛刻条件更使这种“魔法般”玄妙的神物目前不可能像PC机一样走入寻常百姓家。

 

猎头公司（Executive  Recruiters）

人们通常所说的“猎头公司”指的是一种高级管理人员代理招聘机构，它常被企业利用来搜寻高级管理人才。21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企业对高级管理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猎头公司在美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美国，此类机构所接手的企业待填补空缺职位至少是年薪5万美元以上，年薪6万美元差不多就已经是其下限了。尽管在企业中需要求助猎头公司来填补的职位比重不会很大，但是，其中却可能包括了企业中最为关键的管理和技术职位。特别是对于高级行政管理职位来说，猎头公司可能是企业唯一的选择。一般情况下，这种支付给代理招募机构的费用是由雇主承担的。

猎头公司很大的利用价值。它们同许多已经被雇佣并且没有太大积极性变换工作的高级人才都保持着联系。事实上，它们确实精于此道。它们还能够对企业的名称保持秘密，一直到职位候选人搜寻过程的最后阶段为止。它们还可以替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节约时间，因为它们承担了为这些空缺职位所做的一些初期性广告工作，并且对一开始可能是数百人的申请者进行预先筛选。尽管利用这类机构进行招募活动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但是同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所节约的时间相比，这笔费用可能就微不足道了。

 

灵感（inspiration）

灵感是指人类借助直觉和潜意识活动而实现的认知和创造。灵感是导致新的艺术、科学和技术构想以及新观念、新思想的源泉。“灵感”一词源于古希腊，由希腊文中的“神”和“气息”两个词复合而成，原意是指神的灵气。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指出灵感对诗词创造具有重要意义，认为诗人怀着激情和神圣灵感时所写的诗篇是最美的。灵感通常出现在不自觉的意识或潜意识状态下，创造者通常不能有意识地等待灵感的来临。灵感的出现一般具有三个特点：灵感引发的随机性；灵感呈现的暂时性；灵感呈现过程中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作用。尽管灵感的本质和机理有待进一步揭示，但灵感的产生并不神秘，它是思维主体自觉地艰苦思索的结果，是在主体对有关问题具有强烈的解决愿望，并在连续的苦思冥想过程中或之后偶然地在脑海中突现出来的一种思维能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灵感是对事物或问题的突然性、爆发式的顿悟和理解，是建立在一定实践经验基础上的意识能动性和思维创造力的特殊表现。灵感是一种思维现象，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灵感的产生一般说有两种途径：一是在原型启发下出现；一是在无原型启发下出现。灵感的发生是一个从显意识到潜意识，又由潜意识到显意识，显意识与潜意识相互交融的过程。当潜意识中的有关信息受到外界启发，突然沟通，涌现于意识中时，即成为灵感。灵感的获得离不开社会实践，在实践中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是灵感发生的基础。灵感的存在说明了人的意识的巨大能动性及其能动形式的多样性。从一定意义上说，灵感是知识、经验、追求和思索综合在一起的升华产物。在科学研究、艺术创造和新思想、新观念的构想过程中，人们要善于把握思想火花，善于创造性思维，善于把握灵感带来的机遇。

 

灵敏制造（Agile Manufacturing）

灵敏制造是美国国防部为了指定21世纪制造业发展而支持的一项研究计划。该计划始于1991年，有100多家公司参加，由通用汽车公司、波音公司、IBM、德州仪器公司、AT&T，摩托罗拉等15家著名大公司和国防部代表共20人组成了核心研究队伍。此项研究历时三年，于1994年底提出了《21世纪制造企业战略》。在这份报告中，提出了既能体现国防部与工业界各自的特殊利益，又能获取他们共同利益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灵敏制造。

灵敏制造是在具有创新精神的组织和管理结构、先进制造（以信息技术和柔性智能为主导）、有技术有智识的管理人员三大类资源支柱支撑下得以实施的，也就是将柔性生产技术、有技术有知识的劳动力与能够促进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合作的灵活管理集中在一起，通过所建立的共同基础结构，对迅讯改变的市场需求和市场进度作出快速响应。灵敏制造比起其它制造方式具有更灵敏、更快捷的反应能力。灵敏制造主要包括三个要素，生产技术，组织方式，管理手段。

1、灵敏制造的生产技术因素

具有高度柔性的生产设备是创建灵敏制造企业的必要条件，以具有集成化、智能化、柔性化特征的先进的制造技术的支撑，建立完全以市场为导向，按市场需求任意批量且快速灵活制造产品，支持顾客参与生产的生产系统。该系统能实行多品种小批量生产和绿色无污染制造。

在产品设计和开发过程中，利用计算机的过程模拟技术，可靠地模拟产品的特性和状态，精确地模拟产品生产过程，既可实现产品、服务和信息的任意组合，又能丰富品种、缩短产品设计、生产准备、加工制造和进入市场的时间，从而保证对消费者的需求的快速灵敏的反应。

2、灵敏制造的组织方式

灵敏制造认为，新产品投放市场的速度是当今最重要的竞争优势。推出新产品最快的办法是利用不同公司的资源和公司内部的各种资源。这就需要企业内部组织的柔性化和企业间组织的动态联盟。虚拟公司是最为理想的一种形式。虚拟公司就像专门完成特定计划的一家公司一样，只要市场机会存在，虚拟公司就存在；市场机会消失了，虚拟公司也随之解体。能够经常形成虚拟公司的能力将成为企业一种强有力的竞争武器。

只要能把分布在不同地方的企业资源集中起来，灵敏制造企业就能随时构成虚拟公司。在美国，虚拟公司将运用国家的工业网络——全美工业网络，把综合性工业数据库与服务结合起来，以便能够使公司集团创建并运作虚拟公司。

灵敏制造企业必须具有高度柔性的动态组织结构。根据产品不同，采取内部团队、外部团队（供应商，用户均可参与）与其它企业合作或虚拟公司等不同形式，来保证企业内部信息达到瞬时沟通，又能保证迅速抓住企业外部的市场，而进一步做出灵敏反映。

3、灵敏制造的管理手段

以灵活的管理方式达到组织、人员与技术的有效集成，尤其是强调人的作用。灵敏制造在人力资源上的基本思想是，在动态竞争环境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人员，柔性生产技术和柔性管理要使灵敏制造企业的人员能够实现他们自己提出的发明和合理化建议，这就需要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源和组织资源，支持人们的行动，充分发挥各级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知识的人是灵敏制造企业最宝贵的财富。不断对人员进行培训、进行素质提高，是企业管理层的一项长期任务。

在管理理念上要求具有创新和合作的突出意识，不断追求创新。除了内部资源的充分利用，还要利用外部资源和管理理念。

在管理方法上要求重视全过程的管理，运用先进的科学的管理方法和计算机管理技术以及BRP等管理。

灵敏制造追求实现理论上生产管理的目标，是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21世纪生产模式。灵敏制造的企业具有以下特征：

1、产品系列具有相当长的寿命

灵敏制造企业容易消化吸收外单位的经验和技术成果，随着用户需求和市场的变化，灵敏制造企业会随之改变生产方式。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根据顾客需求重新组合的产品或更新替代的产品，而不是用全新产品来替代旧产品，因此，产品系列的寿命会大大延长。

2、信息交换迅速准确

灵敏制造企业随时根据市场变化来改进生产，这要求企业不但要从用户、供应商、竞争对手那里获得足够信息，还要保证信息的传递，以便企业能够快速抓住瞬息万变的市场。

3、以订单定生产

灵敏制造企业可以通过将一些重新编程、可重机关报组合、可连续更换的生产系统结合成为一个新的、信息密集的制造系统，可以做到使生产成本与批量无关，生产一万件同一型号的产品和生产一万件不同型号的产品所花费成本相同。因此，灵敏制造企业可以按照订单进行生产。

1991年，美国在进行灵敏制造研究时，投入500万美元资金得到了100多家公司的支持。在1994年，灵敏制造理论出台时，美国政府又投入了500万美元，而支持这一计划的公司也扩展到了200多家。灵敏制造作为一种21世纪生产管理的创新模式，能系统全面地满足高效、低成本、高质量、多品种、迅速及时、动态适应、极高柔性等要求。目前这些要求尚难于由一个统一的生产系统来实现，但无疑是未来企业生产管理技术发展和模式创新的方向。

 

领导风格类型理论（Leader Style Theory）

　　美国依阿华大学的研究者、著名心理学家勒温（Kurt Lewin）和他的同事们从30年代起就进行了关于团体气氛和领导风格的研究。勒温等人发现，团体的任务领导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表现他们的领导角色，领导者们通常使用不同的领导风格，这些不同的领导风格对团体成员的工作绩效和工作满意度有着不同的影响。勒温等研究者力图科学地识别出最有效的领导行为，他们着眼于三种领导行为或领导风格，即专制型、民主型和放任型的领导风格。

　　勒温认为，这三种不同的领导风格，会造成三种不同的团体氛围和工作效率。专制型的领导者只注重工作的目标，仅仅关心工作的任务和工作的效率。但他们对团队的成员不够关心，被领导者与领导者之间的社会心理距离比较大，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缺乏敏感性，被领导者对领导者存有戒心和敌意，容易使群体成员产生挫折感和机械化的行为倾向。民主型的领导者注重对团体成员的工作加以鼓励和协助，关心并满足团体成员的需要，营造一种民主与平等的氛围，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社会心理距离比较近。在民主型的领导风格下，团体成员有较强的工作动机，责任心也比较强，团体成员自己决定工作的方式和进度，工作效率比较高。放任型的领导者采取的是无政府主义的领导方式，对工作和团体成员的需要都不重视无规章、无要求、无评估，工作效率低，人际关系淡薄。

　　勒温等人试图通过实验决定哪种领导风格是最有效的领导风格。他们分别将不同的成年人训练成为具有不同领导风格的领导者，然后将这些人充当青少年课外兴趣活动小组的领导让他们主管不同的青少年群体。进行实验的青少年群体在年龄、人格特征、智商、生理条件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进行了匹配，也就是说，几个不同的实验组仅仅在领导者的领导风格上有所区别。这些青少年兴趣小组进行的是手工制作的活动，主要是制作面具。结果发现，放任型领导者所领导的群体的绩效低于专制型和民主型领导者所领导的群体；专制型领导者所领导的群体与民主型领导者所领导的群体工作数量大体相当；民主型领导者所领导的群体的工作质量与工作满意度更高。

　　基于这个结果，勒温等研究者最初认为民主型的领导风格似乎会带来良好的工作质量和数量，同时群体成员的工作满意度也较高，因此，民主型的领导风格可能是最有效的领导风格。但不幸的是，研究者们后来发现了更为复杂的结果。民主型的领导风格在有些情况下会比专制型的领导风格产生更好的工作绩效，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民主型领导风格所带来的工作绩效可能比专制型领导风格所带来的工作绩效低或者仅仅与专制型领导风格所产生的工作绩效相当，而关于群体成员工作满意度的研究结果则与以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即通常在民主型的领导风格下，成员的工作满意度会比在专制型领导风格下的工作满意度高。

　　在实际的组织与企业管理中，很少有极端型的领导，大多数领导者都是界于专制型、民主型和放任型之间的混合型。

 

领导行为连续体理论(Leader Behavior Continuum Theory)

　　坦南鲍姆（R．Tannenbaum）和施米特（W．H．Schmidt）于1958年提出了领导行为连续体理论。他们认为，经理们在决定何种行为（领导作风）最适合处理某一问题时常常产生困难。他们不知道是应该自己做出决定还是授权给下属做决策。为了使人们从决策的角度深刻认识领导作风的意义，他们提出了下面这个连续体模型。

　　领导风格与领导者运用权威的程度和下属在做决策时享有的自由度有关。在连续体的最左端，表示的领导行为是专制的领导；在连续体的最右端表示的是将决策权授予下属的民主型的领导。在管理工作中，领导者使用的权威和下属拥有的自由度之间是一方扩大另一方缩小的关系。在高度专制和高度民主的领导风格之间，坦南鲍姆和施米特划分出7种主要的领导模式：

　　l、领导做出决策并宣布实施。在这种模式中，领导者确定一个问题，并考虑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从中选择一种，然后向下属宣布执行，不给下属直接参与决策的机会。

　　2、领导者说服下属执行决策。在这种模式中，同前一种模式一样，领导者承担确认问题和做出决策的责任。但他不是简单地宣布实施这个决策，而是认识到下属中可能会存在反对意见，于是试图通过阐明这个决策可能给下属带来的利益来说服下属接受这个决策，消除下属的反对。

　　3、领导者提出计划并征求下属的意见。在这种模式中，领导者提出了一个决策，并希望下属接受这个决策，他向下属提出一个有关自己的计划的详细说明，并允许下属提出问题。这样，下属就能更好地理解领导者的计划和意图，领导者和下属能够共同讨论决策的意义和作用。

　　4、领导者提出可修改的计划。在这种模式中，下属可以对决策发挥某些影响作用，但确认和分析问题的主动权仍在领导者手中。领导者先对问题进行思考，提出一个暂时的可修改的计划。并把这个暂定的计划交给有关人员进行征求意见。

　　5、领导者提出问题，征求意见做决策。在以上几种模式中，领导者在征求下属意见之前就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而在这个模式中，下属有机会在决策做出以前就提出自己的建议。领导者的主动作用体现在确定问题，下属的作用在于提出各种解决的方案，最后，领导者从他们自己和下属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中选择一种他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

　　6、领导者界定问题范围，下属集体做出决策。在这种模式中，领导者已经将决策权交给了下属的群体。领导者的工作是弄清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为下属提出做决策的条件和要求，下属按照领导者界定的问题范围进行决策。

　　7、领导者允许下属在上司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种模式表示了极度的团体自由。如果领导者参加了决策的过程，他应力图使自己与团队中的其他成员处于平等的地位，并事先声明遵守团体所做出的任何决策。

　　在上述各种模式中，坦南鲍姆和施米特认为，不能抽象地认为哪一种模式一定是好的，哪一种模式一定是差的。成功的领导者应该是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善于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采取最恰当行动的人。当需要果断指挥时，他应善于指挥；当需要员工参与决策时，他能适当放权。领导者应根据具体的情况，如领导者自身的能力，下属及环境状况、工作性质、工作时间等，适当选择连续体中的某种领导风格，才能达到领导行为的有效性。通常，管理者在决定采用哪种领导模式时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管理者的特征--包括管理者的背景、教育、 知识、经验、价值观、目标和期望等。

　　2、员工的特征--包括员工的背景、教育、知识、经验、价值观、目标和期望等。

　　3、环境的要求--环境的大小、复杂程度、目标、结构和组织氛围、技术、时间压力和工作的本质等。

　　根据以上这些因素，如果下属有独立做出决定并承担责任的愿望和要求，并且他们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他们能理解所规定的目标和任务，并有能力承担这些任务，领导者就应给下级较大的自主权力。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领导者就不会把权力授予下级。这一理论的贡献在于不是将成功的领导者简单地归结为专制型、民主型或放任型的领导者，而是指出成功的领导者应该是在多数情况下能够评估各种影响环境的因素和条件，并根据这些条件和因素来确定自己的领导方式和采取相应的行动。

 

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

    路径依赖又译为路径依赖性，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路径依赖问题首先由保罗·大卫在1985年提出，尔后W·马兰·阿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技术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后来，道格拉斯·诺斯将前人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从而建立起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

    路径依赖问题是保罗·大卫在解释惯常的字版文字组织是怎样变得标准化和固定化时提出的。他认为：一些偶然事件可能导致一种技术战胜另一种技术（即技术演进），而且一旦选择某一技术路线，即使这一路线可能不比放弃的另一种技术路线更为有效，它也会持续到最终。

    阿瑟创造性地发展了保罗，大卫的这个思想，并系统地阐发了技术演进过程中自我强化机制和路径依赖性质的观点。他指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由于某种原因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占的优势，利用规模巨大促成的单位成本降低、普通流行导致的学习效应提高、许多行为者采取相同技术所产生的协调效应、在市场上越是流行就越促使人们产生相信它会进一步流行的预期等，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而在竞争中战胜自己的对手。相反，一种具有较之其他技术更优良的技术却可能由于晚人一步，没能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陷入困境，甚至“锁定”在某种恶性循环的被动状态之下，难以自拔。总之，细小的事件如偶然的情况常常会把技术引入特定的路径，而不同的路径最终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诺斯把阿瑟关于技术演进过程中的自我强化现象的论证推广到制度变迁方面来，从而建立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这一理论是诺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又一贡献，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制度变迁如同技术演进一样，也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强化。所以，“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弄得不好，它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往往需要借助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的变化，才能实现对原有方向的扭转。

第二，制度变迁不同于技术演进的地方在于，它除了受报酬递增机制决定外，还受市场中的交易因素影响。诺斯指出，决定制度变迁的路径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报酬递增，另一种是由显著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如果没有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制度是不重要的。而随着报酬递增和市场不完全性增强，制度变得非常重要，自我强化机制仍起作用，只是某些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1）设计一项制度需要大量的初始设置成本，而随着这项制度的推进，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会下降。（2）学习效应，适应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会抓住制度框架提供的获利机会。（3）协调效应，通过适应而产生的组织与其他组织缔约，以及具有互利性的组织的产生与对制度的进一步投资，实现协调效应。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一项正式规则的产生将导致其它正式规则以及一系列非正式规则的产生，以补充这项正式规则。（4）适应性预期，随着以特定制度为基础的契约盛行，将减少这项制度持久下去的不确定性。总之，制度矩阵的相互联系网络会产生大量的递增报酬，而递增的报酬又使特定制度的轨迹保持下去，从而决定经济长期运行的轨迹。

第三，由于制度变迁比技术演进更为复杂，所以行为者的观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主观抉择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诺斯认为，“在具有不同的历史和结果的不完全反馈下，行为者将具有不同的主观主义模型，因而会作出不同的政策选择，因此，制度变迁过程中，边际调整就不会完全趋同。”所以，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行为者的不同的主观抉择，既是各种制度模式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也是不良制度或经济贫困国家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

 

路演（Road show）

步入成熟期的高技术企业上市融资前，向投资人介绍、推销自己的股票的巡回讲演活动。这种活动通常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段内，由高技术企业的管理层在世界主要大城市举办介绍会，向潜在的投资人介绍企业的成长过程、产品和市场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内容。

 

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

“马太效应”，即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基督教《圣经》语云：“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由此衍生出“马太效应”的说法。“马太效应”在社会中广泛存在，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国际上关于地区之间发展趋势主要存在着二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假说”，该假说认为，由于资本的报酬递减规律，当发达地区出现资本报酬递减时，资本就会流向还未出现报酬递减的欠发达地区，其结果是发达地区的增长速度减慢，而欠发达地区的增速加快，最终导致两类地区发达程度的趋同；另一种观点是，当同时考虑到制度、人力资源等因素时，往往会出现另外一种结果，即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呈现“发展趋异”的“马太效应”。又如，人才危机将是一个世界现象，人才占有上的“马太效应”将更加显现：占有人才越多的地方，对人才越有吸引力；反过来，被认可的人才越稀缺。此外，在科学研究中也存在“马太效应”，研究成果越多的人往往越又名，越有名的人成果越多，最后就产生了学术权威。